“幸福工程光明醫養愛心基地”揭牌儀式（左四為洪旺全）。
上世紀九十年代，深圳市醫療制度改革專輯。
水庫新村社康中心成立于1996年8月18日，是深圳市第一家正式成立的社康中心。
作為土生土長的寶安人，我有幸全程見證了深圳的滄桑巨變。從曾經寶安縣衛生局的一名普通辦事員，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深圳市衛生局領導崗位，再到退休后擔任市人口基金會會長一職，在衛生系統工作的40余年里，“責任”始終是我不竭的動力，“以人為本”是我一直堅守的理念。
深圳衛生事業如今能發展得這么好，這其中離不開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導和所有工作人員的努力。我相信有4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與積累，未來深圳會發展得越來越好。
洪旺全
1948年7月出生于廣東寶安?，F任深圳市人口基金會會長、理事長，曾任原寶安縣衛生局副局長、局長，原深圳市衛生局黨委副書記兼副局長、原深圳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局長、深圳市政協第三屆文教衛體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口述時間
2019年6月6日上午
口述地點
深圳市人口基金會
本期采寫深圳晚報記者 周婉軍
壹
在嚴控重治傳染病的同時，深圳突破傳統的嘗試，不斷拓寬辦醫渠道，除了依靠政府辦醫，還引進外地醫療資源落戶深圳，逐漸走出了醫療資源匱乏的困境。
我是土生土長的寶安人
我是土生土長的寶安人。在我小的時候，那時的深圳還是一個名為寶安縣的小城鎮。從我有記憶開始，寶安縣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兩點：窮和病。
那時候縣里的醫療衛生條件非常差，結核病、寄生蟲病、瘧疾是當時常見的幾種農村病，許多村民不堪疾病所擾，很多家庭也因此分崩離析。當時寶安縣做了一個患病率調查，結果顯示，僅血絲蟲一項，縣里的患病率就高達約10％。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作為縣里衛生宣傳隊的一員，參與了全縣的普查普治和群防群治工作。
在工作中，縣里惡劣的衛生狀況和父老鄉親的生病情況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記得有一次，村里有個村民肚子非常痛，后來我才知道那是得了闌尾炎，但當時基層衛生院的醫務人員不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更沒法解決病人的痛苦，等病人連夜趕了50多公里土路，被送到寶安縣縣城醫院時，已經闌尾穿孔了。
所以，我當時的希望就是等自己有能力了，能夠在防治疾病方面做些事，幫助大家擺脫病痛。1972年，我進入惠陽衛生學校讀臨床醫學專業，畢業后又留校工作了幾年，直到1978年。
在防疫工作中筑起防疫系統
1978年12月底，我從惠陽衛生學校調到了當時的寶安縣衛生局（深圳建市后改為深圳市衛生局），回到了闊別近7年的家鄉。1979年3月5日，國務院批復同意寶安縣改設為深圳市。建市之初的深圳，衛生條件較之從前，并沒有多大的改善。
1981年恢復寶安縣建制（轄深圳經濟特區以外的原寶安縣區域），我從市衛生局調往寶安縣衛生局工作。當時，我到各公社衛生院調研，發現大多數基層醫院的醫療設備只有三樣：血壓計、簡易顯微鏡和東方紅X光機。無論是技術人員還是醫療設備都奇缺。
衛生條件差，各種疾病就有了抬頭的征兆。1983年，瘧疾在深圳暴發。
1984年7月，市委、市政府召開關于進一步加強瘧疾防治的工作會議，提出“要特區，不要疫區”的口號，每年撥出30萬元作為專項滅瘧經費，要求“一年控制，三年基本消滅瘧疾流行”。市衛生局組織防疫隊伍，協助基層衛生院深入農村開展防疫行動，積極控制瘧疾流行，經歷了整整4個年頭，肆虐深圳的瘧疾逐漸消失。與此同時，一張龐大的防疫網在全市逐漸鋪開，經過不斷完善，形成了市、區、街道的防疫系統。
在嚴控重治傳染病的同時，深圳突破傳統的嘗試，不斷拓寬辦醫渠道，除了依靠政府辦醫，還引進外地醫療資源落戶深圳，逐漸走出了醫療資源匱乏的困境。
貳
深圳職工醫療保險辦法的出臺，在全國率先突破了原有的公費醫療、勞保醫療制度，拉開了對我國職工醫療保障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的序幕。
醫療保險制度到了必須改革的地步
在建市初期，深圳市企業員工和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分別實行勞保醫療和公費醫療，這是對城市就業人口實行“政府全包型”的醫療制度。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實行多年的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弊端越來越顯現：一是職工醫療費用由國家和單位包攬，缺乏合理的醫療費用籌措機制和穩定的資金來源，國家財政和企業醫療費用負擔沉重；二是全額報銷造成了巨大的醫療資源浪費；三是醫療保障管理和服務的覆蓋面小。
以公費醫療為例，由于是國家財政撥款，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浪費嚴重，比較典型的就是一張公費醫療證全家用。在那個缺醫少藥的年代，有不少機關事業單位的干部職工拿公費醫療證到醫院拿龜苓膏、蜂王漿等保健藥品。
隨著人口增加，1992年，深圳的醫療費用已經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醫療保險制度不得不改革了。
1992年5月，深圳市政府頒布了《深圳市社會保險暫行規定》和《深圳市社會保險暫行規定醫療保險實施細則》，這是深圳建立統一職工醫療保險制度的第一個規劃性文件。
根據職工醫療保險制度，企業每年給職工繳納本人月工資總額的8％，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每年給職工繳納本人月工資總額的9．2％，超過定額費用由職工自付10％，醫療保險基金支付90％。
深圳職工醫療保險辦法的出臺，在全國率先突破了原有的公費醫療、勞保醫療制度，拉開了對我國職工醫療保障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的序幕。
社會醫保改革在深圳打響頭炮
進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深圳是第一個吃螃蟹的，當時尚無經驗可以借鑒，我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1992年，我開始擔任當時的深圳市醫療保險管理局副局長，同時，羅湖區沙頭角鎮被選作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試點。
當年5月中旬，我帶領職工醫療保險試點工作組，到沙頭角蹲點近3個月。剛開始，我們雄心壯志，挨家挨戶進工廠“推銷”職工醫療保險制度。但是一來這是一個全國都沒有的新鮮事物，二來很多企業認為給他們帶來了負擔，根本不接受，試點工作組經常吃閉門羹。
不過我們秉持著不放棄的辦事決心，企業不接受我們就天天登門拜訪，又是解釋又是動員，說服企業為職工參保。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幾個月的宣傳和上門講解，從1992年下半年開始，陸續有109個單位與市醫療保險局簽訂了投保協議書，投保人數有6200多人。
1992年8月1日，深圳市正式實施職工醫療保險制度，半年內，參保人數猛增到10萬人。
深化醫保制度改革
職工醫療保險制度雖然比原先的醫療制度有所改進，但并非十全十美。一些企業不按照政府規定，不實行全員投保，比如有些企業明明有500名員工，卻謊報只有200名，同時通過壓低月工資的方式以達到少繳醫保費用的目的。另外，雖然超出定額費用由職工自付10％，但還是無法杜絕一卡多人用的現象。
為了解決這些現象，1994年，我們進一步對醫保制度進行深化改革，在南山區試點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醫療保險新模式。為此，南山區政府專門成立了南山區醫療保險管理局，加派人手，為全面開展試點工作提供了牢固的基礎。
醫療保險新模式要求職工個人也要繳納一部分醫療保險費用，體現了醫療保險金由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合理分擔的籌資原則。而且職工在門診就醫花的是個人醫療賬戶的費用，抓準了“醫療賬戶上的錢是自己的錢，花自己的錢心痛”的消費心理，真正達到了自我約束不浪費醫療資源的目的。
經過南山區的試點，深圳的醫療保險法規日益完善，如今更是越來越好。
叁
社康中心辦起來了，市民不用到大醫院排長隊，小病可以直接在家門口解決，真正解決了社會的痛點。
赴外考察引進社康中心模式
上世紀九十年代，由于醫療資源有限，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開始凸現，最直觀的現象就是很多醫院的門診都排起了長龍。當時我們就想能不能給市民創造一種便捷、便宜又安全的就診模式。過去，農村有衛生站的形式，但是衛生站不管是醫療服務還是衛生質量，都不適合城市的發展。怎么樣才能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的問題，成了我們當時的一個大難題。
1995年，廣東省衛生廳組織全省部分市局領導赴北歐考察城市新型醫療服務體系，這一次的考察，給我帶來了非常大的啟發。不同于國內醫院的人山人海，歐洲很多城市的醫院門診都沒有多少病人。其中一家醫院的負責人告訴我，病人都是先在社區的健康中心看病，大病病人經過健康中心醫生簽轉診單，才會到大醫院看病。我當時聽到后，茅塞頓開，心想這不就是深圳可以學習的模式嗎？
所以從歐洲考察回來之后，我們就開始嘗試社區健康服務中心的醫療模式。恰好在當時的市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有些政協委員就建立社區醫療健康服務體系問題提出提案。我們趕緊抓住機會，起草了一份探索社區健康衛生服務模式的文件，報到市長辦公會上討論。
當時很多領導還不知道社區健康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社康中心）是怎么一回事。當我匯報到如果生病了，打電話到社康中心就有醫生上門服務時，有個市領導接過了我的話頭，他說：“我有一次到國外考察，晚飯后肚子痛，酒店服務員幫我打個電話給社康中心的醫生，他們很快就上門給我開了藥?！?/p>
恰逢當時國家正在努力實現“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市委、市政府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建設社康中心的提案很快就得到了市里的大力支持。
社康中心在深圳遍地開花
誰來辦？怎么辦？成了當時辦社康中心的兩個難題。經過思考后，我們定下了“院管院辦”的考核規定，要求當時的7家市屬醫院各辦一家社康中心，每個區要辦兩家社康中心。就這樣，1996年深圳在全國范圍內先行先試開展社區健康服務，在全市設立了19個社康中心試點。
1996年8月18日，深圳市第一家社康中心——水庫新村社康中心正式掛牌成立。之后，另外18家也陸續成立。
社康中心是開辦起來了，但是效果到底如何，我心里也沒有把握。直到有一次，我到寶安西鄉鎮流塘村社康中心調研，碰到了一位從另一個村趕來看病的阿婆，阿婆的一番話讓我至今難忘，也堅定了我當時要大力推廣社康中心的決心。當時我很詫異她為什么跑這么遠過來看病，阿婆對我說：“這里有預防針打，說明是政府辦的，信得過?！蔽衣犃酥?，一下子對社康中心的未來充滿信心。
當時我們還為社康中心制定了七項服務，其中有一項就是建立社區居民的健康檔案，伴隨居民一生，而且可以跟著居民流動。1998年，有位省委領導來調研時看到這項服務，高興地說深圳人有福氣，普通市民都有健康檔案，都能享受社區醫療衛生服務。
社康中心辦起來了，市民不用到大醫院排長隊，小病可以直接在家門口解決，真正解決了社會的痛點。2000年，我擔任原深圳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局長之后，為了更加方便向育齡群眾提供服務，還積極開展了“計衛聯手，醫育結合”的服務模式。
這幾年來，看到深圳的社康中心蓬勃發展，遍地開花，我由衷地感到高興。我希望在未來，社康中心能有進一步的發展，例如家庭醫生的服務內容進一步落實等等，當然這些都需要時間去推動，我相信社康中心的未來會更好。
肆
但當說到他們有一天老去，誰來贍養的問題時，許多老人表現出了擔憂，甚至流下了淚水。我們當時就下決心，要為這些老人安度晚年做一些事情。
十年做好一件事
2008年，我從當時的深圳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局退休。第二年，有著公益性質的深圳市人口基金會剛好換屆，市主管部門就安排我出任深圳市人口基金會理事長一職。在退休后的有限之年，能繼續為社會做點有益的工作，我感到榮幸之至，也深覺有責任。
在其位就要謀其政，在我接手基金會的那一刻起，我就想著一定要充分發揮好這個平臺的作用，努力為計生困難家庭排憂解難。
初到基金會時，基金會面臨最大的困難就是缺乏資金。但是要開展各種關愛活動，資金必不可少。所以我接手基金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基金會的資金池重新建立了起來。有了資金，關愛活動就一項接一項地開展了起來。
2016年，我參加一次失獨老人座談會，一開始，大家談日常生活有說有笑，老人們都很感謝政府的關愛、幫扶和支持。但當說到他們有一天老去，誰來贍養的問題時，許多老人表現出了擔憂，甚至流下了淚水。我們當時就下決心，要為這些老人安度晚年做一些事情。
經過不斷地調研、摸索，目前，市人口基金會攜手市計劃生育協會等，與光明中心醫院的護理院達成協議，進行“醫養結合”試點。護理院為符合資質的失獨老人預留床位，優先入住并負責提供午餐，費用均由基金會負責?，F在，這個項目正在推進中。
十年來，在深圳市有關部門的領導下，在相關協會、中心及各區衛計系統的支持下，在同事們的幫助下，我得以繼續發光發熱，在關愛計生困難家庭等方面做了點有益的工作。但我同時深知，幫扶工作任重而道遠，我仍會秉持開拓創新的思維，不遺余力為社會和諧作出積極貢獻。
